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国际研究学部主任张蕴岭日前在《日本学刊》2016年第2期发表《多视角下的中日关系》（全文1.1万字）。

张蕴岭在文章中指出：“‘好邻居金不换。’中日的长期交往历史，现实中密不可分的共利基础，难道不可以破解所谓‘恶邻’诅咒吗？”

回顾历史，中日关系发展犹如一条大河，总体趋向前进，但波折时有发生，道路并不平坦。张蕴岭在文章中称，中日之间是一种“割不断，理也乱”的复杂关系。其所以如此，一则是“一衣带水”的近邻，自然无法隔断，二则是受多种因素的影响，显然难以理顺。为此，观察和分析中日关系，既要看到其特殊性，又要基于多个视角。所谓特殊性，既是因为是近邻，也是因为长期的历史联系；所谓多视角，也即从多个角度，就是考虑到多种因素，多重影响。

基于特殊性和复杂性的特征，对中日关系不能简单地用“好”与“不好”两分法。张蕴岭表示，影响中日关系的因素很多，并且在不同的情况下，不同的时点，各因素的影响也不同。不过，尽管如此，对中日关系产生决定性影响的还是那些重大的因素，其中，最为重要的是力量对比、安全利益和认知定位。

基于力量对比的视角：

中国GDP超过日本是双方关系转折点

多视角看待今天的中日关系，首先要从力量对比的角度观察，因为中日关系发展中的诸多问题大都缘自两国综合实力对比发生重大转变。2010年，对中日关系来说是一个转折点，因为中国按美元计算的国内生产总值（GDP）超过了日本。尽管当时超过很少，但这是近代以来中日力量主要指标对比的一个大的转折。影响更为突出的是，此后两国综合实力的差距进一步拉大，仅仅五年后，到2015年，按美元计算的中国GDP已是日本的两倍多，差距拉大的速度令人惊异。尽管由于人口规模不同，中国的人均GDP还远不如日本，但对于国家关系来说，具有综合与重大影响的是总量指标。

在力量对比之中，特别具有影响力的是发展趋势。现在，几乎所有的预测都有一个基本的共识，就是到2030年中国将成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那时，中日两国综合实力对比的差距就更大了。可以回顾一下，20世纪90年代日本的经济规模为中国的8倍，在这么短的时期发生如此大的转变，对两国关系必然造成“颠覆性”震撼。据预测，到2050年，中国经济规模可能要相当于日本的8倍，这几乎是19世纪70年代日本明治维新时期中日之间综合经济力量的对比结构。从两国关系的角度来分析，这个比例的含义是什么呢？好像是历史又轮回到两国力量对比的近代历史原点。

国家间力量消长、力量对比转换，是世界发展的规律。从世界发展的历史看，引起冲突甚至战争的主要原因，无非来自：一是力量上升方基于扩大利益野心实施扩张主义，二是他方出于对上升方的担心进行过分的遏制或敌视。对于中日来说，重要的是日本接受中国不争霸、不称霸的承诺，不参与或者助长恶意遏制中国的行为，中国也要做出更多的努力，让日本理解和放心，从而改善相互拉近的气氛与环境。

基于安全的视角：

应搁置争议寻求更大安全利益空间

中日是近邻，有着无法割舍的地缘与利益联系。就安全利益而言，一方面是粘连的，另一方面又是分离的，基于特殊的原因，后者的特征更为突出。由于有着不同的国家安全战略，处在不同的安全架构之下，加之两国综合实力对比发生反转，中日之间的安全关系呈现出高度的失信状态。

中国倡导新安全观，摒弃传统安全的零和游戏，推动共同安全与合作安全机制的构建。这原本是好事，中日之间应该以新安全观为理念，构建基于共同安全与合作安全的新安全关系与框架，而这种新机制并不要求摒弃旧机制（美日同盟）为前提，然而日本方面似乎把它看做是中国意在推翻原有的机制。现实中，传统的美日安全同盟像一堵墙，挡在面前，不仅推不动，破不了，而且似乎还在加厚。本来，岛屿争端、东海专属经济区划界争端可以被控制在一定的范围之内，走出零和安全的阴影，但是，复杂的因素，特别是中美安全大框架阴影的笼罩，使得中日安全关系变得更具对抗性。

世界在变，原有的很多东西，包括安全机制，在新的发展环境和需求下必然要发生变化。所谓“美国治下的和平世纪”原本就不存在，更不会出现所谓“中国统治的世纪”。我们生活在一个开放的、相互依存的世界，显然需要新的安全观，应该构建基于共同安全和合作安全的新框架，这既可以包括非传统安全，也应包括传统安全领域。中日之间存在钓鱼岛和东海海域之争，但这不是全部，应该可以基于基本的共识被搁置下来，寻求更大的安全利益空间。只有合作安全，才可以为日本走向“正常国家”赢得光明前景。

基于认知的视角：

让理性回归 破解所谓“恶邻”诅咒

就国家关系而言，认知是对对方的一种基本定位。在中日关系中，起至关重要作用的，一是中国的自我定位，二是日本对中国定位的认同，在二者同向而行的情况下，关系就容易理顺，而在错位的情况下，关系就变得复杂，处理起来就很有难度。

中国实施改革开放后，日本曾经欢迎和支持中国改革开放，对华提供发展援助，中日关系经历了友好的时期。但是，面临中国力量的提升，利益诉求增加（包括对钓鱼岛主权的捍卫），以及推动地区与国际体系调整和构建新安全环境的力度增大，日本对中国的意图就产生了诸多怀疑。特别是保守主义的安倍重新执政后，把应对中国的威胁、制止中国的所谓扩张及改变秩序的行为作为一项明确的战略与行动议程。这种把中国作为威胁的政治认知，显然对中日关系的发展产生极为负面的影响。

从中国方面看，对日本的未来走向愈发不放心，对安倍政府强行通过新安保法、推动修改宪法中的和平条款等表示出强烈的警惕，特别是对于日本卖力助美挑战中国、遏制中国的行为深表不满，中国民众对于日本政界越来越露骨地否认侵略历史的言行表示愤怒。在中国的主流民意看来，这与日本所称的和平国家形象，以及奉行“积极和平主义”的政策大相径庭。

“好邻居金不换。”中日的长期交往历史，现实中密不可分的共利基础，难道不可以破解所谓“恶邻”诅咒吗？让理性回归，这难道是不可行、不可能的吗？

寻求合作的空间：

处理中日关系需要眼界耐心和“大智慧”

中日之争是多层面的，有利益之争、国威之争、力量之争，以及影响力之争等等。争而必斗，斗则会伤，争斗走向极端，结果就是战争。因此，中日之间重要的是要防止争斗走向极端，在新的世纪、新的环境下，把握大局和方向，争取“争而不斗，斗而不破，破而不战”。处理当今和今后的中日关系，需要眼界和耐心，需要以新的“世界观”（和平发展）、新的“利益观”（相互依赖）、新的“安全观”（共同安全）为指导，创建新的未来。在创建新的未来中，避免中日再战，是中日双方的历史责任。

中日关系既具有整体性，又具有多层性。从多视角来分析和认识中日关系，不是把整体的关系割裂开，而是为了增加对其多构成层面的认识。从整体看，似乎中日关系走到死角，而从多视角看，却又可以找到多层、多点的空间，利用、扩大这些空间，可以起到改变环境、减少冲突、增进信任的作用。这可能就是处理“新历史拐点期”的中日关系的一种“大智慧”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