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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华大学东亚历史文献研究中心教授郑毅在《日本学刊》2016年第3期发表《中韩日“战争记忆”的差异与历史认识重构》(全文约2.5万字)。

郑毅认为,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70年来,中韩日三国围绕那场战争的记忆存在差异。差异化的战争记忆背后是不同的历史认识,对于历史记忆的重构具有各自不同的导向性。在中韩日三国的战争记忆重构过程中,都存在着一种由一元化结构向多元化结构转变的趋势或过程。尤其是日本社会受害与加害二重性的战争记忆构造和不断修正历史认识的政治倾向,造成三国在战争记忆问题上存在较大差异。战争记忆作为“历史遗产”成为阻碍三国关系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塑造真实的战争记忆是构建三国“共享的记忆”的前提和基础,构建东亚社会在战争记忆上共同的“记忆的场”是推动实现历史和解的可行路径。

对东亚中韩日三国而言,2015年是一个颇具历史意味的特殊年份。对中国而言是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对韩国来说是摆脱日本殖民统治光复70周年,对日本而言是所谓的战后70周年。同时,2015年是中日甲午战争结束120周年、日俄战争结束和《乙巳保护条约》签订110周年,也是《日韩合并条约》签订105周年。如此特殊的年份,对东亚三国社会的重要性自然是不言而喻的。对于70年前结束的那场战争,在三国社会的集体记忆中仍然是以各自不同的历史观进行着“战争记忆”的重构。

法国社会学家莫里斯·哈布瓦赫认为:“人们通常正是在社会之中才获得了他们的记忆的。”他把记忆分为自传体式记忆、历史记忆、集体记忆。美国社会学学者保罗·康纳顿认为,社会的集体记忆是保存和传承历史的载体,而历史记忆中的战争记忆内容对族群的身份认同具有特殊的价值和意义。

战争作为解决国家间矛盾的最高斗争形式,是人类社会中一种特殊的活动现象。战争时期往往是集中产生更多值得集体去保存、传承的重大事件和纪念性节日的重要时期。因此,“战争记忆”是“历史记忆”最重要的组成部分,在构建国家归属感和国民身份认同方面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所谓“战争记忆”,是交战国双方的全体社会成员围绕战争中的经历(或称之为“战争体验”)的记忆,是由个人、群体、国家等多个层面的记忆组成的集合体。

中韩日三国围绕着70年前那场战争的记忆,表现为对同一历史节点的解读不同、同一“记忆的场”的文化含义不同、对同一场战争的历史叙事等存在巨大差异。“8·15”、“9·3胜利日”、“南京大屠杀”、广岛长崎核爆、靖国神社、“慰安妇”等热词,浓缩了东亚国家的“战争记忆”。

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中韩日三国对那场战争的历史记忆的重构过程可以发现,其各自历史记忆中固化的主体是完全不对应的。中国社会的历史记忆中固化的主体,是日本侵略战争的受害者记忆;韩国社会的历史记忆中固化的主体,是作为日本侵略战争中被动员的族群和各阶层的受害者记忆;日本社会的历史记忆中固化的主体,同样是那场战争的受害者记忆,其作为战争发动国、侵略者的历史记忆被有意识地隐去了。那场战争,成为中韩日三国都是战争受害者而没有加害者的无主体责任方的“战争”。同时,作为真正战争受害者的中韩两国,重构战争历史记忆的目的是以史为鉴、避免悲剧重演。而在日本社会的历史记忆重构过程中,祈愿和平、永不再战是构建社会记忆的终极目标,但同时又有意识地要将那场战争“神圣化”,模糊战争性质和战争责任。中韩两国历史记忆中的正当、合理诉求无法得到正面回应,造成中韩日三国对同一历史时间节点、同一场战争历史的叙事方式、同一“记忆的场”纪念的目的性等,都有着完全不同的历史认识。

战争记忆对一个国家或社会而言,既是历史遗产也是历史问题。作为历史遗产,从中吸取经验与教训,以史为鉴,避免灾难重现,而作为历史问题,往往会延续对立甚至产生仇恨的情绪,产生新的对抗。妥善应对和处理历史遗留问题,是面向未来的前提和基础。

(一)政治和解与历史和解

人类的记忆是具有社会属性的,社会成员个体的记忆是社会集体记忆的最基本组成单位。记忆的传承性使得历史记忆成为各族群、社会的文化内核之一。多数情况下,集体记忆的重构过程是以自己国家的历史逻辑为中心而完成的。如果不承认相互记忆的差异性,就不能形成相互“共享的记忆”,最终只能使历史记忆在相互差异状态下延续下去。因此,正视彼此集体记忆的差异性存在是前提,消除差异是各方努力的共同目标。同时,客观、理性地理解对方战争记忆中的合理诉求,寻求共同历史记忆的“最大公约数”,才能实现历史问题的真正意义上的和解。

所谓“和解”,就是不再争执或仇视,归于和好。从国家层面而言,和解应具有两层含义:国家间政治和解,国民之间消除仇恨和敌意的和解。通常,前者可以通过邦交正常化来实现,政治外交协定、协议可以视为和解实现的标志。而后者则不同,因为族群之间的仇恨和敌意往往是在长期的历史过程中累积形成的,尤其是战争会加深这种仇恨和敌意。所以,国民间感情的和解应该属于历史和解的范畴,只能从解决历史认识层面入手,形成共识和宽恕谅解,才能逐渐实现现实政治和解的目的。政治和解可以通过破冰式的方式实现,历史和解则是一个缓慢的融冰式的过程,不可能一蹴而成。国家间的政治和解可以借助政治领袖的果断、远见和胸怀去判断、推动,历史和解则既需要政治领袖的勇气和诚意去推动,同时又需要有国民感情的沟通为基础,也就是民意。历史和解同政治和解相比,是一项更为复杂的跨国境、跨文化的系统工程。

东亚三国的现实国家间关系史证明:政治和解往往会优先于历史和解而实现,但若不能实现真正的历史和解,政治和解的成果会受到质疑和冲击。韩日国交建立、中日邦交恢复,都是在世界冷战背景下国家现实利益的优先考量和需要促成了政治和解的实现,历史问题是作为次要因素加以考量和协商、妥协处理的。韩日国交建立的50年历史和中日邦交恢复后的40年关系史都印证了一个事实:政治和解无法替代历史和解,历史和解对现实和未来的国家间政治关系发展不可或缺。

(二)历史认识重构的路径

第一,必须要认识到实现历史和解是一个漫长的曲折的历史过程,不可能朝夕之间实现,耐心、诚意和勇气是不可或缺的重要因素。

实现东亚地区中韩日三国在历史问题上尤其是围绕那场侵略战争的认识问题上达成共识,无疑是一项长期的宏大工程。尽管战争已经结束了70年,但东亚社会在历史问题上的和解之路仍然处于摸索之中,不要奢望某项政治性文件或某一次政治人物的谈话就可以达成真正的和解,“融冰”是一个缓慢的历史过程。以日韩为例,现实国际政治体系下的日韩关系比较复杂,其中两国在领土、靖国神社、历史教科书等问题上长期存在对立与矛盾。但由于日韩共同拥有一个盟主国——美国,两国在美国的影响下形成了一种“类似同盟”的关系。在历史记忆和认识问题上日韩是对立的状态,在国家安全保障领域日韩两国又形成了互为依存的“准同盟”关系。近期,在美国的刻意推动下,本着现实政治利益优先于历史认识问题的原则,日韩两国在“慰安妇”问题上达成政治妥协,尽管韩国民间有强烈的反对声音。必须承认这是日韩两国在解决历史遗留问题上取得的一个标志性成果,但也要看到,日本在排除朝鲜的前提下,以韩国为和解对象,在涉及整个朝鲜半岛“慰安妇”问题上,达成一揽子不可逆的政治和解协议,显然不是解决这一问题的终极答案。韩国社会本身也并不接受这一解决方案,民间抗议活动持续不断,今后因“慰安妇”问题而再起波澜也是可以预见的事情。这表明,历史和解过程具有复杂性和艰巨性。

第二,和解不是单方面的一厢情愿,尤其在东亚社会复杂的历史问题与现实国家利益冲突的时空情境下,所有当事国都应该是带着真诚的意愿去正视历史,不要情绪化、功利化地对待历史问题。作为那场战争加害者的日本,作为国家法统的延续必须坦诚地面对历史,表现出足够诚意。安倍首相在2015年8月14日发表的谈话中提出:“现在我国国内战后出生的一代已超过了总人口的80%。我们不能让与战争毫无关系的子孙后代担负起继续道歉的宿命。尽管如此,我们日本人要超越世代,正面面对过去的历史。我们有责任以谦虚的态度继承过去,将它交给未来。” 铭记历史、面向未来无疑是值得肯定的,但以面向未来替代对历史的真诚反省,因时间已久就割裂对历史责任的继承,是对历史缺乏敬畏和尊重的表现。事实上,“安倍谈话”在中韩两国的关注度很高但评价不高的原因,也就在于此。

关于中日问题,毛泽东时代和邓小平时代已经确定的基调和方针应该具有延续性,同时中国民间的历史情感应该受到足够的尊重和重视。战争结束时的中国曾展现了一个大国的胸襟,现在的中国同样可以展现一种负责任政治大国的气度,有效控制“受害者悲情意识”和民族情绪的外溢,着眼于东亚未来的发展,冷静地处理中日之间的历史认识问题。战争记忆是中日两国共同的“历史遗产”,必须妥善处理应对。中日两国之间签订的四个政治文件,应当成为两国处理这一“历史遗产”和现实关系乃至发展未来友好关系的政治基础。

中韩两国社会对日本战后的和平主义思想意识以及主流学界对历史的认识和反省态度,应该给予充分的肯定和支持,认识到和平主义思潮是日本社会的主流意识。“99%的日本历史学者都认为日本发动了侵略战争”,日本历届政府中也有过多次对侵略战争反省的官方表态。日本的历史认识问题与军国主义复活之间,不是简单画等号的问题。

第三,重构和形塑真实、客观的历史认识,是三国历史学者的责任和使命所在。没有客观真实的历史认识作为基石的任何政治和解方案,都是不稳固的。在欧洲法德实现历史和解的过程中,两国历史学者发挥了重要的“历史解读者”的作用。历史共识是和解的基础和前提,谋求中韩日三国的历史共识,应该是三国历史学者的责任和使命,政治家之间的政治共识应该是建立在历史学者之间取得历史共识基础之上的。近些年来,中韩日三国的共同历史研究已经取得了丰硕的成果。

社会群体的“历史认识”,在很大程度上是基于“历史记忆”而产生并固化的,“历史记忆”通常又会左右和影响彼此间的“国民感情”,即所谓的“民意”或“民众心理”,而“民意”或“民众心理”对政治人物的政治决策过程的影响越来越值得关注,特别是在当今互联网时代。因此,在东亚社会,历史学者的学术研究已经超越了单纯的学术范畴,跨文化跨国境的共同学术研究还肩负着推动国家间历史和解的使命和责任。“今后政治家关于中日(韩)历史问题的表态,应当根据历史学家的结论。”

那场战争结束已逾70年,有战争体验的人绝大多数已经去世,当前集体记忆保留、传承的主体,基本上是没有战争体验的群体。这些族群主体的集体记忆的代际传承与各自国家的战争记忆重构过程相同步,无战争体验群体的历史认识与战争记忆的重构过程是相互影响的伴生关系。
政治权力对集体记忆的重构过程具有引导性。但政治权力对集体记忆的重构不可能在社会封闭状态下进行,国家集体记忆的重构过程是在与他国集体记忆的互动下才能完成的。因此,政治权力对集体记忆的引导和固化的过程,必须是在一个开放的状态下才能完成。

真正意义上的历史和解,必须是在多元化历史记忆充分沉淀、固化的基础上才能实现的,三国的战争记忆和历史认识都在经历从一元化向多元化转变的历史过程中。

政治家和政客之间的距离,也许只有一步之遥。历史记忆不应成为政客手中的“玩具”而被随心所欲地拆装、组合,对历史保持足够的敬畏和尊重应该成为有使命感的政治家心中的道德基础。“南京大屠杀”、广岛长崎核爆、“慰安妇”等历史“记忆的场”,应成为东亚社会共享的战争记忆,而不是单独一个国家和民族的集体记忆。这些战争记忆的遗产不仅仅是一个民族的苦难记忆,而应该是超越民族和国家、立足于整个东亚社会乃至整个人类社会的共同的历史遗产。正如奥斯维辛集中营大屠杀的历史已经超越犹太民族的苦难一样,将东亚社会的战争记忆重构、固化为超越民族国家的“共享的记忆”,是一条切实可行的路径。直面历史,寻找真实历史记忆的目的,不是为了铭记仇恨,而是为了坚守今天和未来的和平,重视历史记忆研究的目的和现实意义也就在于此。